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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守辉 | 国际组织及跨国机构的语言政策与实践：趋势、动因与焦点
PART.1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明显增加趋势，国际组织形式众多，数量庞大到难以精确统计，以政治性国际组织、专业性国际组织和跨国商业机构为主。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LPP）界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兴趣的增加，既是经济贸易全球化和人类共同关心事物治理地区化国际化的产物，更是语言政策研究走向深入及精细的必然结果。与国际学术界相比，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我国起步较晚。令人欣慰的是，在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国内同仁及时跟上，甚至走在了前列。就数量而言，初步考察，自具有首创意义的 “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一文2012年发表以来，近10年来国内学者发表在中外文学术期刊上（包括本刊）的相关文章已不下30余篇（此前亦有零星发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合国和欧盟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传统国际及地区性组织、跨国商业公司以及其他专业性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下属机构）。PART.2
一个学科的繁荣、研究领域或热点的出现，除了当时社会政治的现实需要，还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息息相关。Ricento 在其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中，从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宏观社会政治环境及知识论（Epistemology）驱动力这两个方面考察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学科出现的影响原因。从那时算起，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思想理论资源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历史阶段和社会需要方面，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兴起肇始于“二战”后广大亚非地区去殖民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满足建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现实需求，主流思潮是技术乐观主义为特征的结构主义。今天，日益加深的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催生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国际组织作为人类组织形式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学术界的讨论也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转变为想象的区域共同体和全球治理。在社会思潮领域，以解构与多元为特色的后现代理论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常用概念工具。以往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多采用务实做法，这种放任自流策略的结果就是对全球语（英语）或国际强势语言的默认或加强，语言问题很少列入正式日程，成为事实上的隐性规划。但实际上，同民族国家语言规划一样，语言交际的技术理性与认同象征价值这对语言两大基本功能之间的张力，在国际组织语言生活中仍然是核心问题和潜在矛盾。后现代语境对中心性和主流话语的解构，无疑是使跨国组织语言生活逐渐显性化引起关注的催化剂。鉴于全球化继续加速和深入的必然趋势，学界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兴趣越来越突破国族界限进入代表多元语言文化前沿的国际组织。PART.3
本刊此次开辟专题研究所收录的3篇文章不仅代表了该主题3个典型的关注领域：跨国公司、重要国际组织、专业跨国机构，而且提出了超国家语言规划与民族国家的规划之间的互动性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共同主题。《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张天伟、陈练文）一文代表了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一个经典话题。由于该类组织的相对封闭性和专业性，致使虽然这方面文章众多，但高度集中在联合国、欧盟、东盟等少数几家机构。该文考察了85个国际组织语言使用的特点，揭示其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进而提出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接轨与互动问题。《联合国基于性别平等的语言政策：缘起、内容及影响》（李英姿）一文讨论的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等职能部门致力于消除语言性别歧视的一系列努力，也可以看作属于专业跨国机构语言政策领域。该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为例讨论了国际组织与国内语言政策互动的可能性，通过对联合国若干专业机构及相关国家在消除语言使用中泛男性中心主义表现形式所付出巨大努力的反思，促进国内学者对语言性别歧视现象的重视，填补学术空白。《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研究——兼论跨国公司的中文语言管理策略》（王辉、赵双花）一文涉及跨国商业机构的语言政策问题，该文提出了跨国公司的中文语言管理问题。这样的考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语言规划的内外互动关系。
PART.4
语言政策与规划自“二战”后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事业和研究领域以来，人们的主要关注点一直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语文现代化实践。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显然更为敏感和复杂，影响语言选择的因素也可能更加多样，虽然不至于如民族国家内部那样容易引起强烈冲突，甚至流血牺牲。如前文所强调，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现象，几乎全部世界人口都在经历着全球化持续不断的影响。来自不同国家、文化、社区的人群突然如此大规模地相遇于不同场合，进行接触和交际，首先要面临沟通媒介的选择。今天，人类历史正在经历划时代巨变。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文艺复兴被称作信仰的时代，接下来的大航海及宗教革命是冒险的时代，启蒙时期是理性时代。今天发达国家社会纷纷进入资本主义晚期，解构和多元成为时代标签。悄然兴起的全球博弈过程中国际交往频率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都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效合法的国家依然是确保族群利益的最佳组织形式，国际组织作为不稳定的利益妥协产物的实质约束力仍然脆弱。把国家地位捧得最高并加以绝对化的是西方大哲黑格尔，他论述了人类最高组织形式只能是国家。PART.5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现实的国际形势和格局已经开始挑战黑格尔将国家奉为自在自为的绝对合理的永恒客观精神学说。不断演变的国际组织与条约越来越倾向对国家行为做出限制和规定，这不仅发生在人类共同关心的人权和环境等领域。正在出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可避免对主权国家对待本国人民的方式和经济贸易活动产生要求和期望，而这很多是以前一直被视为只能由个体国家发挥作用的领域。尽管主权仍然至关重要，有证据表明，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地区联盟，能够帮助国家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在分享全球化利益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些都是真正催生近年来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出现繁荣局面的根本原因。超国家组织类型众多，影响其语言地位规划的决定因素包括成员国实力、贡献、选址、责任以及利益关系。我们也注意到还有一些并未引起关注的因素，例如地区性组织的语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相邻）会员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和近现代外交关系。虽然表面上看，今日国际组织中民族语言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等国力，但如果追溯当前问题的历史来源，一个引人入胜却极少触及的领域就是那些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制约着现实国际体系的古代帝国的语言政策及其实践。PART.6
与民族国家的一般语言规划相比，除了最常被引用的斯波斯基语言意识形态指导语言管理进而决定语言行为实践（Ideology-Mangement-Practice Framework）的管理框架，目前尚未出现一个有效适用的解释模型。由于国际组织的根本性质，放任自流的隐形规划仍然继续为主要模式（虽然专业性跨国机构更可能采取显性规划的单语制）。国际组织在解决实际语言生活中所必须处理的语言交际功能与身份认同标志的矛盾（突破国家内部的民族志语言认同扩展为国族疆域的认同），虽然表面上都是老问题，但实际是在不同语境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学科的发展繁荣有赖于洞微烛隐，将隐形现象显性化，本专题所收录3篇文章，一方面注重微观层面的考察，在细节处着力，有助于读者对方兴未艾的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总体趋势略窥一斑，更难得的是在建立框架开拓视角方面所进行的可贵探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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